袁隆平之梦：杂交水稻的哥德巴赫猜想

何文魁 何路社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袁隆平

一

他走后给这个世界和后人留下了什么！为什么人们一直还在怀念他？

时光倒转到1953年金秋，那是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的火热建设年代。在一辆由湖南省城长沙开往湘西安江的靠烧木炭作燃料的老旧长途客车上，靠车窗坐着一个眉目清秀的年轻人正望着车外的风景沉思，多年前他曾就读于武汉百年名校博学中学，现在刚从四川重庆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地处偏远的安江农校任教。客车经过两天颠簸，终于进入了雪峰山那崎岖不平的山区公路像只蜗牛似慢慢地盘旋，在一片暮霭中离安江越来越近了。年轻人心情有些兴奋，旧中国颠沛流离的青少年岁月和新中国自由快乐的大学时光，一幕幕像电影似在回忆中闪过，他要展开双臂去迎接即将到来的崭新生活。

二十三年前（1930年）的9月7日，一个普通的婴儿在北京协和医院呱呱坠地，接生的人是后来被称为“万婴之母”的林巧稚，她一生中曾为不少名人接生，但当时还只是一位刚刚工作不久的普通妇产科医生。这或许是一种巧合，谁也不曾料到这平凡的婴儿和妇产科医生，日后会都成为不平凡的人。

这个婴儿就是车上那个年轻人，也就是日后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从那时起他在安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学习工作生活，从事教学和杂交水稻研究长达 37 年而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成功地培育出杂交水稻助力中华民族实现了告别饥饿威胁的梦想，为国家的粮食安全作出巨大贡献。杂交水稻不仅造福中国，还承载着“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使命，漂洋过海远播世界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给出了中国贡献。

图1 安江农校袁隆平旧居

由于一张长年下田搞试验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人们现在所熟悉的袁隆平照片看起来像位老农，实际上他却不是农民家庭的孩子。他祖籍江西德安，祖上居住在县城南郊青竹坂世代务农，传至四十四世曾祖父一代转而经商。祖父袁盛鉴为清末举人，民国初期曾任江西省议会议员及海南文昌县县长。父亲袁兴烈1905年出生，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即后来的台湾国立中央大学），起初任过德安县高等小学校长，后来抗战中还做过孙连仲第二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上校秘书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科长；母亲华静1902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富商家庭，从小就被送到英国教会学校读书，不仅接受过西方的礼仪与文化艺术，还讲得一口娴熟流利的英语，高中毕业后到安徽芜湖一所学校教授英语，也就是在此期间她结识了袁兴烈，经过相处两人情投意合，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时光流到2021年，弹指一挥间，六十八年过去。袁隆平数十年如一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献身于杂交水稻研究，在试验田、试验室里和全国各科研基地时刻不停地为杂交水稻事业忙碌奔波，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杂交水稻研究难题，攀登了一座又一座杂交水稻研究高峰，直到去世前两个月还在下田研究杂交水稻，临终前仍挂念着他试验田里的杂交水稻。真正是一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一年尽管家人和同事担忧他的身体状况，但已满90岁高龄的他还是按往年一样前往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刚到三亚，袁老就主持召开了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攻关目标项目启动会。袁老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每年都在三亚南繁基地工作三四个月，几乎天天都会到田里，查看每亩穗数、谷粒大小、是否有空壳等等。这次到三亚，因为腿脚不便，不能经常下田，他就在住所拿起显微镜，仔细观察第三代杂交水稻材料，做详细记录。每天吃饭、散步、临睡前，袁老都在思考第三代杂交水稻的事情。3月10日，袁老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不慎摔了一跤，被紧急送至当地医院，4月7日转回长沙湘雅医院接受治疗。5月22日13时07分，他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逝世，享年91岁。

袁隆平院士逝世后短短两个多小时，就有数千人闻讯聚集在湘雅医院门口。灵车缓缓驶出，车外的人群跟着车队奔跑。一位跟着灵车奔跑的青年泣不成声地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看到我像所有的市民一样，在他们中间。”一声声：“袁爷爷，一路走好！”“袁老，一路走好！”在空中久久回荡。沿途的汽车纷纷停车鸣笛致意。十字路口的车辆集体鸣笛致哀。

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以及亲朋好友纷纷给袁隆平家人发来唁电慰问，沉痛悼念袁隆平院士逝世！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湖南省委书记专程看望袁隆平家属，转达对袁隆平逝世的深切悼念和对其家属的亲切问候并送上花圈。习近平高度评价地指出，我们对袁隆平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学习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信念坚定、矢志不渝，勇于创新、朴实无华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

湘江两岸，景灯消息，静默无声，哀悼袁公。四面八方的人群络绎不绝地来到袁隆平生前工作的地方——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敬献的鲜花已经摆满了整个广场；整个长沙市的鲜花都卖断货了，倾一城之花，只为送别一人。无数外地网友赶往长沙，想要送袁老最后一程。到达长沙之后，出租车师傅看见网友们手中的花束，一直不打表，网友便开口问师傅。师傅说：“打什么表，我没准备收你们的钱。”

5月24日10时，袁隆平的追悼会在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举行。尽管此前媒体发布消息，根据袁隆平院士丧事从简的遗愿和当前疫情防控形势，长沙明阳山殡仪馆不安排接待群众前来悼念。然而，不接待的预告无法阻挡汹涌而至的人群。明阳山殡仪馆位于长沙市郊，位置偏僻。不到早上9点，殡仪馆周边已经人满为患，自发前来悼念的群众排起了长龙，一眼看不到尽头。车流暴增，道路阻塞，人们便结成长长的队伍，只为看袁老最后一眼。蒙蒙细雨中，送别袁隆平的队伍从明阳厅一直绵延到数公里开外。送行的队伍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写满了悲伤。长长的队伍中甚至有的拖家带口，有的坐着轮椅来，有的拄着拐杖被人搀扶，大家手里捧着鲜花，神情肃穆，难掩悲伤。

图2 长沙明阳山殡仪馆外悼念袁隆平院士的群众队伍

袁隆平虽然走了却给我们留下两个梦：杂交水稻禾下乘凉之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之梦。在悼念现场，一位来自湖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说，“袁老在两年前的开学典礼上对我们讲述了他毕生的梦想，他的第一个梦是禾下乘凉梦，第二个梦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我今天过来想对袁老说，这两个梦我们会帮您实现的！”

袁隆平不仅物质上为中国与世界留下了一粒种子——杂交水稻这一造福人类的伟大贡献，同时精神上也留下一句名言：“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和一篇诠释一粒好种子精神的佳文《妈妈，稻子熟了》。

如果说杂交水稻让天下人能吃饱饭，是袁隆平给我们更好地保障了物质粮食，那么“做一粒好种子”则是留给我们同样宝贵的精神食粮。袁隆平正是用他毕生的心血来诠释了一粒好种子精神。袁隆平一生从事农业科研工作，锲而不舍就做一件事研究杂交水稻。他常说：“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

2015年1月23日，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的《国魂——大地之子袁隆平》首发式上，袁隆平发表了“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的讲话：“我觉得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根深叶茂，枝粗果硕。”从袁隆平的这句话中，可以总结出一种精神，那就是“一粒好种子精神”。何谓“一粒好种子精神”，那便是要求自己身体精神都健康，给自己、给世界带来幸福与欢乐。袁隆平用一生为这句话写下了注脚，他是大地之子，是民族之魂，他的精神千古不朽！一个人的物质生命是有限的，精神生命却是无限。物质生命终将回归大地，他这一粒好种子，用尽毕生的心血感恩回馈了自己的祖国；祖国希望的田野上，他的精神早已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图3 长沙市唐人万寿园陵墓袁隆平院士之墓

二

做一粒好种子，袁隆平一生充满着各种平凡而生动的正能量故事。

故事一：为什么负负得正？袁隆平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勤于思考，他上初中时学到负数乘法法则时遇到了困惑，负数乘法法则里负数乘正数等于负数，这个很好理解；但是负数乘负数为啥也等于正数，这个问题袁隆平就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去向数学老师请教，问这位老师，负数乘负数为啥等于正数。老师一听懵了，负数乘负数为啥等于正数？这个问题他也搞不懂，也回答不上来。结果这位老师就告诉他，你管那么多干嘛，记住负负得正就行了呗。但是，袁隆平是一个非常喜欢追根究底的人，这个东西让他琢磨不透，他就会对这个东西失去兴趣，所以从此开始他就不喜欢数学了。其实这也不能说那位数学老师水平不行，这个问题估计现在很多老师和学生也不会去搞明白为什么负负会得正。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其中包括将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500万元）授予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和数学科学家吴文俊。两人虽然是头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吴文俊谈到数学与农业关系密切，数学是起源于农业的，数学计算最早来自对农田的丈量。譬如“几何”即来自希腊文“丈量土地”。袁隆平说：“数学是科学之母，任何科学技术发展到最高阶段都要数学化、公式化。”吴文俊则说：“搞数学、搞科学的人都要吃饭，农业也应该算是科学之父。”交谈中袁隆平还不忘提到那件往事，并再次问及那个问题。两老哈哈大笑，吴文俊说他中学时对“负负得正”也是很不理解。其实，纯数学毕竟仍是非常现实的材料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数学与物理化学一样，都是客观世界中事物客观存在的反映。如正数、负数、整数、分数、小数和数字的加减乘除运算法则，其都是反映客观世界事物数量客观存在的各种现象和关系。负负得正就是客观世界事物数量客观存在着的一种关系：举例如温室效应使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某冰川现在海拔4999.90米，其每年降低0.01米（负数），与十年前（负数）相比冰川高度变化了多少？十年前冰川海拔多少米？答案为负0.01米乘负10等于高0.1米（正数）。现在海拔4999.90米加0.1米等于十年前海拔5000米。

故事二：饥饿的苦日子。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都曾经历过无数次灾荒，人类社会始终不时被笼罩在饥饿威胁的阴影下。1960年前后，我国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粮食大面积歉收，全国上下普遍陷入一片饥荒之中。当时为了填饱肚子，安江农校食堂做“双蒸饭”蒸两次增加分量，米少水多刚吃完饭就饿了。袁隆平经常饿得睡不着觉、走不动路，他酷爱的游泳，也因为饿得没有力气而中断了3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全永明，曾担任过袁隆平任班主任的农学20班班长。他回忆说，那时候自己每天就没有吃饱过，一天到晚都饿得心里慌慌的。一天，他到袁隆平的宿舍去请教问题。因为粮食供应不上，安江农校给大部分学生放了长假（直到1963年9月学校才全面复课），又给每位老师分了一小块田，自己打理来补充粮食定量的不足。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袁隆平把自己田里还未长成的萝卜拔了，邀请一位老师 “打牙祭”——清水煮萝卜吃。恰巧赶来的全永明被请上了桌，结果请教的问题忘到了脑后，他一个人就吃掉了一脸盆的煮萝卜。两位老师看得目瞪口呆：“这伢仔真是饿得狠了。”这一年学生不断从农村带来闹饥荒的消息，连糠菜杂粮也难以填饱肚子，到山上寻野菜挖蕨根充饥；同学从城市来信，字里行间也充满了饥饿的叙述。他更亲眼看见过因饥饿倒在道路边、田埂上和桥底下骨瘦如柴的饿殍！袁隆平作为一名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他良好地接受了党的革命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从心底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从学生时代就具有位卑不敢忘忧国立志报效祖国的远大抱负。现在他看到眼前这一切心里在暗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努力学习钻研去培育出一种高产水稻良种，解决粮食增产问题让天下人不再挨饿。

故事三：招收两个徒弟。饥荒过后的1961年下半年，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研究，想利用杂种优势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其第一步是寻找和培育水稻雄性不育材料，这时他是一个人单枪匹马，既没有学校经费和报酬，也没有专门工作时间，完全是利用教学备课上课和带学生做试验之余的休息时间，但他忙得很有乐趣不觉得任何辛苦，对未来的成功充满了希望。袁隆平用来栽培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材料的六十个盆钵，被安放在学校实验园前的空坪上，常有好些学生因好奇而课余时间跑去看盆钵里的禾苗，却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只有两个学生心里清楚，袁老师胸怀大志，想培育出一种产量高的杂交水稻。其中一个叫尹华奇，是袁隆平任班主任的农学二〇三班团支部书记，学习特别勤奋，手脚也勤快，深得袁隆平喜欢。他主动找到袁老师，要求允许他帮忙照顾那些盆盆钵钵，当袁老师的助手，以便学到更多的知识。袁隆平欣然地答应了他。尹华奇高兴极了，从此天天去照料那些试验盆钵，平时提水浇水，细心观察长势，劲头十足。尹华奇给袁老师帮忙搞试验，引起了另一个叫李必湖的学生注意，他是农学二〇四班的，平时和袁老师交往不多，但1964年考进安江农校就发现袁隆平“跟一般老师不同”。水稻扬花抽穗时节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大家都在家午休，唯独袁老师拿着放大镜在田里找来找去。李必湖问袁老师在干什么，袁老师告诉他在寻找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用于进行杂交水稻试验，还跟他讲了杂交水稻研究的意义。李必湖一听如醍醐灌顶，心里佩服极了，爱科学的幼小种子一下子在心中发芽了，他要跟袁老师学习，助力袁老师研究杂交水稻。于是他故意地向尹华奇打听：“袁老师这些试验是做什么的？”尹华奇简单介绍试验后说：“这个试验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不过，袁老师的论文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上发表了，如果真能培育出一种高产的杂交水稻，就可以解决我们饿肚子的问题。”“我也听说他发表论文的事了，原来写的是这些禾苗啊！”李必湖接着问：“我也想参加这个试验，跟袁老师好好学一学，他不太认识我，不知道肯不肯带我？”“我也不知道，你找袁老师说说吧，他是很好说话的。”尹华奇出主意说。袁隆平经过一番询问试探，知道他有志向搞科研，愿意吃苦，也吃得起苦，果然也答应了他。面对两个好奇好学的学生，袁隆平耐心地解释这项试验的重要性与艰巨性。告诉他们西方国家已经通过杂交技术提高了玉米、高粱产量。水稻与玉米、高粱一样，属于禾本科，也同样有杂种优势，完全可通过杂交技术提高水稻产量。还特意向他们讲述遗传学之父孟德尔的事迹，这位一百多年前奥地利布隆修道院的神父，在业余时间用豌豆做杂交试验，然后通过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从而发现了生物三大遗传规律中的基因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的过程，以激励他们献身杂交水稻科研事业。正如唐僧西天取经不容易，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文革”开始后，杂交水稻研究就经历了第一难，袁隆平栽种在盆钵里的水稻天然雄性不育研究材料全被人砸烂了。就在袁老师心急如焚的时候，李必湖和尹发奇悄悄走进袁老师的房里，告诉他：“我俩看形势不妙，偷偷藏了3盆秧苗。”袁老师喜出望外，对李必湖、尹发奇不仅非常感激，也非常信任。民以食为天，即使在“文革”动乱中，党和国家仍然坚持以粮为纲的战略方针不动摇。袁隆平永远忘不了是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慧眼识珠，发现了他发表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上那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并发出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研究，使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研究在“文革”中躲过一劫。而且周总理知道后非常关心和支持杂交水稻的研究，多次向湖南省委领导询问杂交水稻研究进展情况。后来由于国家科委、省科委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受到了国家的保护，并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需要从学生中为他配备两名助手，一时有 32位同学报名，袁隆平毫不犹豫地选中了李必湖和尹发奇，“师徒科研三人组”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故事四：忙中偷闲特别会玩的日常生活。袁隆平当年在云南和海南奔波育种的日子充满艰辛，他们曾住在当地农民家里，没有自来水还不时停电。科研小组不仅要在试验田里忙，还要自己种菜，砍柴做饭。由于他们的供应关系不在当地，粮油等许多必需品无法买到，至于猪肉更是难得吃到一次。除了生活条件的艰苦，他们还遭受着南方热带特有的蚊虫毒蛇的威胁。但在他的学生李必湖和尹华奇的回忆中，南繁也是一段自由快乐的时光。在水稻生长的100多天里，事情不算繁忙的日子，袁隆平就会恢复他“孩子王”的本色，带着他们下海游泳，上树摘椰子，下象棋，打扑克。有时，还会邀上相近的其他南繁小组来场篮球比赛。“特别是袁老师的游泳，那是打遍崖县无敌手。”李必湖笑着说。“当时我和尹华奇跟着袁老师搞杂交水稻研究，被称为‘三人科研小组’，袁老师喜欢开玩笑，经常戏谑说是‘师徒三人组’。”李必湖还这样告诉记者。“他还是一个很随性的人，有时给我们上课没看到粉笔擦，情急之下就拿衣袖当抹布擦黑板。”尹华奇笑着补充道。在同事黎垣庆的回忆里，袁隆平总是那么爱玩儿。到了傍晚，老是听见他在楼下喊：“打麻将啊！打麻将啊！”那是不赌钱的麻将，但输了要钻桌子。袁老不时地出现在他们脚边。没什么人听过袁隆平表达他的忧虑，他好像永远高高兴兴，逗人玩，给所有人起绰号，在生活中总是显露出幽默的一面。比如，他做饭，黎垣庆生火，灶里冒出的黑烟熏了他一脸。他从此开了黎垣庆几十年的玩笑：“‘黎老总’不会生火呀！”袁隆平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其从来不会受年龄和物质条件的限制，无论何时何地，他不仅能给自己也给别人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和价值。在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眼里，生活中的袁老“非常有生活情趣，直白一点就是特别会玩”。晚年的袁隆平由于体力原因游泳少了，又喜好上了打气排球，他打上了瘾，常开玩笑地说不打手就会痒，周围的人都被他带动起来，气排球成为风靡整个湖南农科院的运动项目。

故事五：深藏而又深沉的父子之情。1975年3月，袁隆平从三亚南繁归来，风尘仆仆回到了安江镇，回到了妻子邓哲身边。他在一块试验田里见到了邓哲，顾不得寒暄，忙不迭地把邓哲拉向田头，他说：“邓哲，我在海南期间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谁？”“梦见了在安江农校咱俩经营的实验田里，我俩共同培植的杂交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粒子像花生米一样大。我和你散步累了，就坐在稻穗下边乘凉。”邓哲听完丈夫的一番梦语，欣喜的脸上突然收住了笑容，眼中充满了泪水。袁隆平惊异地左顾右盼，发现邓哲的左臂上佩戴着一块黑纱，他被这突如其来的黑纱惊醒了。他惊恐地指着那黑纱问邓哲：“这是怎么回事？”“咱们的父亲在重庆病逝了。”邓哲眼含热泪。“你去重庆奔丧了吗？”“我在父亲的病榻前服侍了一个多月。”“为什么不告诉我？”“考虑到你正在攻关，耽误你几天，弄不好就要误事一年。”“这也是父亲的意见，他说别的亲人都要来，唯有你重任在肩，正在海南进行国家杂交水稻研究的攻关不能影响你。”听了妻子的一番叙述，袁隆平泪如泉涌，随手抓起一把田头的红土，用力地攥着，只觉得手中的红土在融化，在沸腾，在他体内燃烧起了熊熊火焰，只觉得一股巨大的悲痛在撞击着他的心扉。这天夜里，袁隆平久久难以入睡。他索性披衣起床，走向月色映照下的山野，面对西方向父亲深深三鞠躬，然后坐在那山坡上情不自禁地点燃了一支烟，烟火在月色中一明一暗地闪烁。此刻的袁隆平回忆着父亲的点点滴滴。在“文革”的年代，袁隆平饱受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在各种大字报上，袁隆平屡屡被点名批判：不准贩卖资产阶级反动学说、打倒白专分子……而且杂交水稻试验秧苗也被人无情地毁掉，让他徘徊在横遭磨难的痛苦深渊中时，是不善言辞的父亲写信鼓励他，用一封封家书燃起袁隆平的希望之火，用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鼓励他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袁隆平平复了自己受伤的心灵，重新踏上了杂交水稻研究的征程。想着想着，他不禁泪流满面。在袁隆平的童年记忆里，父亲为了一大家人常年奔波，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在袁隆平小时候的清晨，父亲会为他们朗诵《论语》。工作之余，父亲的唯一爱好就是看书。书籍不仅丰富了袁隆平的父亲的精神生活，也为袁隆平提供了成长的养料。父亲一生充满坎坷，但总是鼓励孩子们树立自己的理想，不管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千万不能失去了自己的梦想。想到这里，袁隆平伤心不已的心似乎有些平复了，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以杂交水稻研究的成果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突然，袁隆平感到了手指的疼痛，原来烟火已经烧到手上，因为完全进入了回忆之中，竟忘了手中的香烟已经燃完了。月色下的山野显得那么宁静，他熄灭了最后一点烟火，向家的方向走去。临进家门，他发现农校寂静的一排宿舍中，唯有自家的窗户还投射出一点微弱的亮光。那是妻子专门为自己留的。虽然那亮光非常微弱，但他心中感受到了一种温暖。

故事六：婉拒国外高薪聘请。1979年4月，袁隆平第一次走出国门，受邀赴菲律宾参加杂交水稻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他得益于母亲从小教授而清晰流利的英语口语能力这次派上了用场，在会议上的发言赢得了国际同行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全面介绍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协作攻关的历程与成果，以及杂交水稻强大的杂种优势，并讲解了杂交水稻制种的基本技术。会后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与中国签订了杂交水稻合作研究协议。随后几年，袁隆平每年都赴菲律宾一至三次进行技术指导。有一天，一位外国同事悄悄地向袁隆平透露：“袁先生，听说国际水稻研究所准备聘请一位高级水稻专家，薪金、妻室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保健费一概从优，你考虑考虑么？”国际水稻研究所给袁隆平在菲律宾进行技术指导的工资已经是一个月一千七百五十美元，如果应聘高级水稻专家薪资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目。这对当时的中国工薪阶层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其至少是袁隆平每月工资的数百倍。面对此种金钱诱惑，他丝毫不为所动，因为在他的人生词典中，金钱从来就不是摆在第一位，报效祖国才是他最大的心愿和抱负，祖国的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正需要他效力，所以几乎想都不想就本能地委婉谢绝了国际水稻研究所的高薪聘请。他对金钱的观念非常朴素，后来曾说：“人要吃饭、穿衣，要生存没有钱不行。但一定要来路正，要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获得。有了钱，要用在正当处，既不挥霍浪费，也不吝啬小气，我喜欢朴素的生活。”虽然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重节省，却慷慨地将从国内外获得的几百万元各种奖金和顾问费投入杂交水稻研究，和用于培养杂交水稻研究人才，设立了杂交水稻青年科研基金，鼓励和支持年轻人开展研究，特别是一些新途径、新方法的探索性研究。

故事七：出差坐高铁。袁隆平一辈子生活上天性俭朴，不讲究吃穿，喜欢买几十元一件的大众衣服，说这样随时下田观察和搞试验方便。当年在海南三亚制种，袁老和其他科研人员住在一栋楼里，工作之余他会自己去逛超市，从超市回来经常会买些短袖衫、鞋子等物品给年轻人。这种平民科学家作风，在经济上宽裕和当了院士以后也如此。这可以从下面这个日常片段，窥一斑而知全豹。因工作需要他不时会去各地出差，有一次正值春运期间，在北京开完会后乘坐高铁回长沙。像往常一样，他去离北京西客站不远的一家湖南小餐馆吃饭，他喜欢这里的湖南风味，来北京出差几乎都要来这里。他和秘书及送行的一位同行三人点了一个小炒河虾、一个青菜和一碗酸辣鱼头汤，并吩咐服务员把米饭和菜同时上，这样每一道菜大家都可以吃完不会浪费。这顿极为简单的中餐吃得很香。吃完饭后赶往西客站排队验票进站，那天人十分拥挤，袁老穿着黑色呢子短大衣，没有戴手套，也没有围围巾，手提一个旧式的棕色密码箱，随着队伍缓缓移动，一阵又一阵凛冽的寒风吹着他花白的头发，秘书有点担心袁老受寒，他却捏拳头笑着说，我现在是“80”后，没事！验票的小姑娘从袁隆平手里接过身份证和火车票时，露出惊讶的眼神，她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大科学家竟然这么衣着朴素地来这里排队乘车。验过票她瞪大一双眼睛，望着张开双臂接受安检员检查的袁老显得很激动。按照志愿者的提示袁隆平他们来到第九号候车厅候车，大厅里人头攒动，嘈杂不堪。可是人来人往中，还是有人认出了袁隆平那张经典式的“刚果布”老农之脸，不时有人挤过来向袁老拱手致意，说一两句感谢祝福的话。也有人不相信，这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也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自己一起候车。还有人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走过来轻声问，您是袁隆平院士吗？面对这些陌生人的问候，袁隆平都报以真诚的一脸微笑，一一点头致意。候车厅里面还另有一个休息室，袁隆平是一等座票，他们以为可以进去休息，一问按规定却只能允许特等座票旅客进去休息。看到袁隆平不能进休息室，大厅的旅客开始有点叽叽喳喳了。有的说，他是袁隆平院士，应该让他进去。也有的说，我们都是吃袁隆平院士研究的大米长大的。还有说，袁隆平院士是杂交水稻之父，他是最有资格进去休息的人。袁老站在休息室一旁，他觉得给大家添麻烦了。他说：“谢谢大家，我们还是在大厅里候车吧。”众多的旅客却把他们堵在休息室门口不让走。工作人员难为情地说，这事要请示领导。这时，有两位持特等座票的旅客说：“不要请示了，把我们的票给袁隆平院士，请他进去休息吧！”围在休息室门口的旅客大声呼喊：“袁院士，进去吧！进去吧！”面对大家的呼喊，袁隆平有些自责地哎呀哎呀了两声，此时此刻，他真的像一个给大家添了麻烦的人，不停地向大家致谢，也许是大厅里有暖气的缘故，他花白的头发间已是汗珠滚滚，从外面进来一直站着，袁老毕竟八十多岁了，但他直到上车就是不肯迈进休息室。

故事八：她是我的贤内助。袁隆平一生有过两次恋爱，第一次未修成正果。话说安江农校与黔阳一中仅有一条沙石公路之隔，在1955年国庆节两校文艺联欢晚会上，25岁的袁隆平结识了黔阳一中22岁美丽聪慧的女化学老师王兰，并一见钟情地大胆接连给她发出两支丘比特之箭，经过一段交往，她也喜欢上了充满才华的袁隆平，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花前月下地谈了几年恋爱，身边的同事都以为可以顺其自然走到谈婚论嫁时，没想到在一场始料未及的政治变故下，她缺乏主见而顶不住来自学校领导和父母的压力最终被迫与袁隆平分手，后来嫁给了长沙的一位大学老师。袁隆平为此消沉了一段时间，在此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勇气开始另一段感情。从那之后他一心只扑在科研上，因为生活里很随便，不仅衣着朴素，而且不修边幅，一晃就变成了大龄单身汉。有一次，一位男同事给袁隆平介绍对象，袁隆平与女方见面后，女方没有相中袁隆平，反而相中了介绍人。25岁的邓哲出现时，袁隆平已经33岁。邓哲曾是他班里的学生，是个性格十分开朗的漂亮女孩，不仅能歌善舞，还篮球打得比男生都好。袁隆平当时就对这个女孩的印象很深。同事们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姑娘，于是开始撮合两人。邓哲开始却有自己的顾虑，袁隆平比自己大了整整8岁，而且还是自己的老师。邓哲的心里总是觉得有一道坎。但在同学的努力促使下，邓哲决定试一试。没想到这一试，她胸有主见而义无反顾地爱上袁隆平。俩人都相恋恨晚，两颗相爱的心碰到了一起，于是袁隆平就趁热打铁地鼓起勇气求婚说：“邓哲，我是近三十四岁的人了，尝够了单身汉的苦，如果你答应的话，我，我想我们尽早结婚好吗？”邓哲脸色绯红，羞涩地低下头说：“老师，我，我都听你的。”袁隆平心花怒放，说：“那从今天起，你再不要叫我老师了！”邓哲情意绵绵地望了袁隆平一眼，低声道：“嗯……隆，隆平。”袁隆平觉得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姑娘像邓哲这样理解和真心爱他了，激动地紧紧将邓哲拥入怀里……1964年2月22日，邓哲到安江农校进行黔阳地区职工篮球比赛训练。当年移风易俗提倡婚事简办，这对热恋中的俩人来说正是天赐良机。上午九点钟，邓哲训练刚开始不久，谁料中场休息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非要拉她去领结婚证。这个不速之客就是与她相恋才30多天的袁隆平。已过而立之年的袁隆平面对心爱的姑娘像一个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带着邓哲急匆匆骑车离去，连招呼也不跟在场的大舅哥打一个。正打着篮球呢，少一个人算怎么回事儿，邓哲的哥哥紧追着他们的自行车后面，无奈道：“有这么急吗？好歹把比赛打完啊。”袁隆平头也不回，霸气回应：“篮球比赛可以明天再打，今天结婚比较重要。”兴高采烈地载着邓哲像自行车比赛冲刺一样而去。当晚他俩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袁隆平那间小屋里挤满了前来道贺的老师同事和亲朋好友。婚后，袁隆平不仅多了一个相濡以沫的妻子，更是多了一个支持他研究杂交水稻的后盾。袁隆平后来常说：“他是我的贤内助，有这样的妻子，是我一生的一大幸事。”在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道路上，无论外界有多少风雨，邓哲都坚定地支持丈夫。1968年 5月18日晚上，袁隆平插在学校中古盘7号田里，面积133平方米珍贵的700多株不育材料秧苗全部被人拔除毁坏，其至今还是一桩未破的谜案。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的科研成果被人无情地毁掉，一向乐观的袁隆平几乎昏了过去，他浑身颤栗、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此后几天，他像魔怔了一样，口中反复念叨自己的秧苗。邓哲看在眼里心痛地安慰他说：“别把身体急坏了，最多大不了是一切又重新开始再来，只要人在我们照样还可以继续把杂交水稻研究搞下去。”事后第4天，袁隆平才在学校的一口废井里找到残存的5根秧苗，他跳下去捞起来继续搞试验。多年来，近乎是邓哲一个人操持家长里短，拉扯孩子们长大，照顾老人和孩子的重担全部压到了邓哲身上，同时她还要兼顾工作。但她为了不让搞科研的丈夫分心，从来都报喜不报忧，把照顾家庭的压力一个人扛。有一次邓哲才生下儿子没几天还在月子中，袁隆平放心不下邓哲，可邓哲一如既往地支持丈夫的工作，故作轻松地对他说道：“家里就交给我，你放心去搞你的科研！”为了袁隆平钟爱的杂交水稻，从1964年到1990年的这26年里，夫妻俩基本处于异地分居状态，但邓哲从来没有抱怨过丈夫。虽然多年聚少离多，袁隆平和邓哲的夫妻感情却没有丝毫的淡化，虽然身隔万里，夫妻俩的心却时刻偎依。待袁老功成名就时，他已经青春不再，而此时孩子们已经长大，年轻的妻子也韶华不再。他只能尽可能地补偿为他、为这个家付出了一生的老伴。

……

三

做一粒好种子，袁隆平一生充满着一种不懈的科学家刻苦钻研奋斗精神。

一个人通过努力学习工作及钻研，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是一种大概率事件；但若要成为某一领域的大家，却是一种小概率事件，其需要具有一些一般人难以具有的优秀素质。创新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成功者某种意义上都是“运气好”，必然中具有偶然和偶然中包含必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一开始中国科学院有学术权威说，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第一个杂交水稻组合稻草高产，稻谷低产，又有人冷嘲热讽，可惜人不吃草。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只有在宽松宽容的科研环境下，才能鼓励更多的人才大胆探索创新。他说：“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是成功的秘诀。

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说：“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但是当他向后望去，判断过去的人们的时候，他看不见道路上任何雾。他的现在，曾是那些人的未来，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完全明朗，它的全部范围清晰可见。朝后看，人看见道路，看见人们向前走，看见他们的错误，但是雾已不在那里。”回顾杂交水稻研究的艰辛历程告诉我们攀登科技高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解放初期我们奉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无性杂交育种”学说为“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理论”，而且像李森科一样，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为“资产阶级异端邪说”。当时只是安江农校一名中专教师的袁隆平，也曾对李森科学说深信不疑，不但按照教学大纲向学生传授这样的理论，而且还虔诚地按照这一学说的理论进行了自己的研究。他给红薯嫁接上月光花——一种当地随处可见的野花，期望能培育出用月光花籽繁殖的红薯；他给马铃薯嫁接上西红柿，期望能培育出地下长马铃薯、地上结西红柿的新物种。1958年，袁隆平的实验田里，“月光花红薯”不但开花结籽，而且地下还长出了一蔸重达27斤的“红薯王”。这个“成果”搬进了全国“跃进”成果展览，袁隆平还受邀参加了全国农民育种专家现场会。但这种成功只是园艺嫁接的成功，培育新物种的目标要到第二年“月光花红薯”的种子播下去之后才能验证。真理和谬误，往往只差一步。第二年，“月光花红薯”的种子只长出了月光花。“无性杂交”的制种试验以失败告终。从那时起，袁隆平就不再相信李森科学说，他转而研究起孟德尔-摩尔根学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研究自然不能“见光”。袁隆平重新翻开了大学时购买的一本英文原版的《遗传学研究》。他还用《人民日报》给这本书包了书皮，私下里偷偷阅读。一些外文杂志偶尔会透露些现代生物学研究成果，也给袁隆平开了一扇小窗。一次，袁隆平出差到长沙，在书店的一本英文杂志上看到了国外学者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DNA。他立即把这本杂志买了下来。后来袁隆平又在《参考消息》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DNA发现者获得诺贝尔奖。他说：“幸亏我猛醒得早，西方的生物学研究已经到分子水平了，我们还抓着李森科学说不放的话，没有前途！”

1961年7月，袁隆平在安江农校水稻良种选育实验田中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突然产生了通过雄性不育水稻培育杂交水稻提高粮食产量的灵感。每年的6月下旬到7月上旬，是安江地区水稻扬花的时节，也是一年之中最热的时节。这时，安江农校的试验田和周边生产队的稻田里，总能看到袁隆平的身体躬成90度以上，脸贴着层层叠叠稻浪，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拿镊子，寻找着那万里未必出一的天然雄性不育水稻。终于在寻找到第6400多个穗稻穗时，袁隆平发现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跟在他身边做助手的夫人邓哲，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水稻品种洞庭早籼。随后1964年和1965年，在14000多个稻穗中，袁隆平又在 “胜利籼”“矮特号”等水稻品种中找到了5株天然不能产生可育花粉的雄性不育株，并观察到其雌蕊发育正常、可完成异花授粉，杂交一代具备优势的现象。1965年年底，袁隆平对获得的材料和实验数据进行了梳理，完成了关于杂交水稻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1966年2月，袁隆平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4期上发表了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提出了杂交水稻生产三系配套的设想，奠定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理论基础。巧合的是1966年5月，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也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17期上宣布已经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的（1+2），但只提到了结果，尚未公布具体证明。他当时正修改长达二百多页的论文。由于“文革”的干扰，直到1973年4月，八年后他才正式完成了经过简化的证明。

图4 袁隆平与邓哲在一起生活

1967年，由袁隆平与他的学生尹华奇、李必湖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开始培育不育系。3年多时间，“师徒三人组”用3个栽培稻的雄性不育株，先后与近1000个品种和材料做了3000多个杂交水稻组合的试验，但均达不到100%保持不育——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条死胡同，袁隆平在栽培稻中发现的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属于细胞核基因不育型，后代呈典型的生物遗传基因分离规律，很难找到保持系。而且，其杂交后代虽然比普通水稻略显优势，可是远远低于最早发现的那株鹤立鸡群的稻株。袁隆平为此茶饭不思，希望找到问题所在。一天他终于想到，问题可能出在培育所用的材料上。他们育种的雄性不育稻株都是栽培稻，和父本的差异不大，亲缘关系很近，基因相似度太高，这自然很难获得明显的杂交优势。袁隆平回想起那株天赋异禀的稻株，是在安江农校试验田发现的。安江地处雪峰山地区，有一定的野生稻资源，那株稻株应该是某种野生稻与栽培稻串粉杂交的结果。所以，要培育真正的杂交水稻，就必须到真正的野生稻中寻找雄性不育稻株，走野生稻和栽培稻远缘杂交的路子。自然界中野生稻种很少，袁隆平根据野生稻种的地理分布，海南岛的天然环境让那里的野生稻资源很丰富，决定第一站先去海南岛寻找。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70年11月23日上午，李必湖由海南岛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路，终于在离农场不远一片沼泽地里的野生稻中成功地寻找到了一株野生稻的雄性不育株，经鉴定为适合三系杂交水稻制种的天然细胞质雄性不育型，从此带来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突破，为后来选育“野败”的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提供了宝贵的基因资源。目前国内外种植的杂交水稻，86%以上的组合和种植面积都是“野败”的细胞质，也就是说“野败”是86%以上杂交水稻的老祖母。1972年冬，江西省萍乡农业局的颜龙安采取遮光处理，首先从“野败”种子成功抽穗育成了“二九矮1号”不育系及同型保持系，并向全国提供不育系种子。1973年，广西农学院教师张先程在东南亚的水稻品种中找到第一个结实率在90%以上的强恢复系IR24，而且从“不育系”上得到的杂交种子再开花时，雌、雄花全都正常，也就是说雄性恢复正常了。更难能可贵的是，杂交种子的产量很高，生长十分旺盛，即杂交种子具有强大的优势。至此，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3年10月，在江苏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袁隆平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一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4年，袁隆平团队育成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强优势杂交水稻“南优2号”，在安江农校试验田试种，亩产量高达1256斤，是当时普通稻种的两倍多。1976年，在洞庭湖区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团队选育出的杂交水稻品种“南优2号”。 1986年，福建谢华安等通过自然诱发的方式选育出了抗稻瘟病“汕优63”，解决了“南优2号”不抗稻瘟病问题，并在此后16年连续稳居全国杂交稻播种面积首位。

图5 袁隆平院士与李必湖在试验田观察杂交水稻

1973年，湖北省沔阳沙湖原种场农业技术员石明松，在粳稻品种农垦58试验田中发现了一株不育株，经研究观察发现该不育株在当地9月3日以前抽穗 “雄性不育”，此后抽穗则可育。1981年，石明松提出了“两用不育系”的概念，随后经多个单位的协作研究证明该不育系的花粉育性受光周期调控，并命名为光周期敏感核不育系农垦58S，开启了 “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的新纪元。所谓 “两用”，就是在长日照季节作为不育系（母本）与具有优良性状的父本杂交，制备供生产上使用的杂交种子，而在短日照季节自交繁殖不育系种子。“两系法”省掉了保持系，简化了种子生产程序，并且能够实现配组自由好品种易选，与三系相比具有明显优势。1985年10月，通过农牧渔业部、中国农科院以及省内外50多位有关专家鉴定，一致认为，这项成果是我国水稻史上继矮化育种、杂交三系成功后的第三次重大发现，成功地摘下了“杂交水稻皇冠上第二颗明珠”。20多年来，杂交水稻领域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都源于石明松的开创性贡献。1987年，安江农校袁隆平、李必湖的助手邓华凤，在籼稻中发现了籼稻温敏两用不育系。在发现粳稻和籼稻两用核不育系的基础上，袁隆平正式提出了我国杂交水稻从 “三系”到“两系”的发展战略。1991年，在袁隆平的指导下杂交水稻专家罗孝和育成当时国内外不育起点温度最低、耐受低温时间最长、制种最安全的温敏不育系株1S——不育临界温度低于23.3℃，破解了温敏不育系制种安全性难题，为两系法安全制种提供了新资源，促进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的稳步发展。

图6 袁隆平院士与邓华凤（左三）在试验田观察杂交水稻

总之，袁隆平迈出杂交水稻研究从0到1的最关键第一步，从1到100更是无数科技工作者团结协作不断接力的结果。杂交水稻掀开了一场粮食生产的绿色革命，杂交水稻育种则是杂交水稻的哥德巴赫猜想。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给数学家欧拉的信中提出了以下猜想：任一大于5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素数之和。其是数学上著名的三大难题之一，两百多年来吸引了无数数学家证明它。整个十八世纪没有人能证明。 整个十九世纪也没有人能证明。 到了二十世纪20年代，问题才开始有了点儿进展。一九二○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筛法（研究数论的一种方法）证明了：任一大于5的偶数是两个“素因子都不超过九个”的数之和，即九个素因子之积加九个素因子之积——简称为（9+9）……一九四八年，匈牙利数学家兰恩易证明：任一大于5的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过六个”的数之和（1+6）。一九六二年，我国数学家潘承洞证明了（1+5）；同年，数学家王元、潘承洞又证明了（1+4）。一九六五年，苏联数学家布赫斯塔勃、维诺格拉多夫和意大利数学家庞皮艾黎都证明了（1+3）；一九六六年，数学家陈景润证明了（1+2）。现在仍剩一步之遥的（1+1）尚未证明。我们可以把三系法比喻为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1+3），两系法则是（1+2），一系法便是（1+1）——即利用分子基因工程技术进行远缘杂交，比如水稻与玉米或高粱杂交，培育出一种新物种玉米稻或高粱稻，将杂种优势固定下来像常规品种那样可以留种繁殖，不需要年年去制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对杂交水稻的研究，袁隆平时刻充满着紧迫感，在“两系”杂交水稻成功之后，马不停蹄又开始尝试超级杂交水稻的培育，最初目标是2000年达到亩产700公斤，2005年达到800公斤。800公斤的目标于2004年实现。之后，袁隆平又开始900公斤的研究，2012年攻关1000公斤，2014年冲刺1100公斤。2018年，已经88岁的袁隆平，开始攻克1200公斤大关。2020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县清竹村进行的袁隆平领衔的杂交水稻双季测产达到了亩产1530.76公斤，其中早稻619.06公斤、晚稻911.7公斤，突破1500公斤大关。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中国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正在接力完成袁隆平未竟的杂交水稻之梦。

图7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9年9月29日给袁隆平院士颁发共和国勋章

四

做一粒好种子，袁隆平一生充满着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的大爱精神。

2010年9月6日，袁隆平在首届中国杂交水稻大会上致辞，后来被整理成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篇堪称经典的散文情理并茂催人泪下感动了无数人——他深情地写道：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

本来想一个人静静陪您说会儿话， 安江的乡亲们实在是太热情了，天这么热，他们还一直陪着，谢谢他们了。

妈妈，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

人事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3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

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

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

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您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哪！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

安江是我的一切，我却忘了，对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地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啊，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 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

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长，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哪，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地好好陪陪您。哪怕……哪怕就一次。

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坛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啊！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源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毕剥作响，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啊。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

自古忠孝难两全。从这篇散文中，我们读到了袁隆平对母亲的深爱，对第二故乡安江的深情，并把其融入了让天下人吃饱饭的大爱之中。他为了杂交水稻的事业舍小家为大家，虽然母亲离世时带着对儿子的思念，作为孝子的他深深自责自己没有赶上见母亲最后一面。但正是这种“维纳斯断臂”的残缺之美，更加让人震撼。

袁隆平身上具有一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仁者爱人的大爱精神。仁者爱人出自《孟子·离娄下》第二十八章：“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的人；仁者是具有大智慧和人格魅力的善良之人，有一颗真诚的博爱之心。

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量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太阳能。植物的生命能量直接来自太阳能，动物生命的能量来自植物。人类生命的能量来自动植物，粮食安全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水稻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也是世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1976年起，杂交水稻在中国大面积生产，平均比常规稻增产约20%左右，这坚定了袁隆平让杂交水稻“走出去”造福人类的信心。为此，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专家付出了大量心血。2019年6月27日，在长沙“中非经贸博览会”期间的“2019中非稻作发展研讨会”上，袁隆平院士承诺：“我们将每年派出青年科学家前往非洲相关国家，从事杂交水稻的科研、推广、普及工作，薪火相传老一辈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衣钵，继续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业和水稻，提高粮食产量。”至2023年攻克杂交水稻难关50周年之际，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几十届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养了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几千名农业专家，中国的杂交水稻在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和澳洲等地试种、示范、推广，可谓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吴孔明介绍，至2021年我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累计达到90亿亩，累计增产稻谷8000多亿公斤。袁隆平的杂交水稻逐渐走向了世界，已在印度、尼日利亚、美国、巴西等40多个国家广泛种植，年种植面积超过800万公顷。“他为实现中国饭碗端在自己手上，为保障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吴孔明说。

图8 袁隆平院士于2004年10月获得美国世界粮食基金会颁发的世界粮食奖

2021年6月28日，一位黢黑皮肤的男士手捧鲜花，站在袁隆平院士墓前久久凝视着墓碑，他捧起一碗杂交水稻稻米献给袁隆平院士：“如果没有袁隆平老师，马达加斯加就没有杂交水稻”。他是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农业部原秘书长拉库托松·菲利贝尔，与马达加斯加农业部的众多技术人员都曾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培训受益，聆听过袁隆平老师的教诲。马达加斯加推广种植杂交水稻后，产量从每公顷3吨提高到每公顷7.5吨。这个曾有200万人面临饥荒威胁的国家，凭借种植杂交水稻而成为非洲的水稻出口国。2017年，马达加斯加政府因此将中国的杂交水稻印在了纸币上。

人已走茶未凉，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人类历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创新与发明者。如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孟德尔、摩尔根、弗莱明、麦克斯韦、普朗克、玻尔、法拉弟、爱迪生、道尔顿、门捷列夫、居里夫人、欧几里德、莱布尼茨、高斯、图灵……蔡伦造纸术、毕昇活字印刷、袁隆平杂交水稻、陈氏（景润）数学定理（其中的重要数论结论可以在科技领域派上用场）……中国未来应当对人类科学作出更大的贡献！数字计算机与物理电子学相结合创造出人类二十世纪末期以来的最新科技成果互联网、手机、人工智能。化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创造出的人类二十一世纪最尖端的生命科学成果。然而，在医学上人类仍然没能战胜癌症与艾滋病这两大绝症，面对量巨体微的微生物病毒不断变异也始终未能取得完全有效地应对，且越来越对其防不胜防，等等。

人类科学发展的道路上，永远不断有一座座高峰在等待我们去登攀。袁隆平毕生研究杂交水稻，可是他在世时仍然忍不住大胆想象：阳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二氧化碳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未来的机器也许可以模拟光合作用生产出无穷无尽的葡萄糖，制造出各种食物，让世上再无饥饿；未来的人类也许不食用稻米——让人摆脱土地，自由自在地生活。他曾对来访的记者如是说。目前，人工合成葡萄糖已经有了从0到1的突破，但能量转化效率极低，远远达不到投入商业生产的要求。可以预见其从1到100的发展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条通往“未来”的路如同“科幻”一般。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五

颇为巧合和神奇的是，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江农校纪念园一水之隔的洪江市安江镇东北约5公里的岔头乡岩里村，也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庙遗址。考古人员1984年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高庙文化遗址。1991年、2024年、2005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庙遗址进行了3次发掘，出土了以高庙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为主体的丰富遗存，所处年代跨越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被评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17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了7400年前的炭化稻谷粒，高庙遗址中首次发现稻作农业。上下七千年，古今两神农。安江农校与高庙遗址正好处沅水两侧，比沅江而肩，真是一种古代农耕文明和现代农耕文明跨越时空的巧妙对接。这是历史的偶然巧合，更是必然之中天佑中华。即中华民族的基因中缊藏着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其与上述袁隆平精神完全相契合，二者一脉相承天衣无缝。

图9 高庙遗址博物馆

中国位于东亚，以其辽阔的疆域和相对独立的地理位置而著称。其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条件。西部耸立着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等高山，并与中亚沙漠相邻；西南部则拥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北部则以寒冷的蒙古高原和戈壁荒滩为主；而东部和南部都临海，南部地区还拥有热带丛林。这些地理特征虽不足以构成人类迁徙的绝对障碍，但在大规模人群流动中无疑增加了挑战，尤其是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广袤多元空间中，先民们充分利用环境条件，获取丰富的生存资源，并发展出多样化的区域性文化。在气候波动期间，他们能够在南北之间以及不同海拔上进行地域迁徙，以适应环境变化，寻求生存优势。因此，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均适宜人类的生存与繁衍。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基于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进一步发展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该理论强调，自直立人时代以来，中国及东亚地区的人类演化呈现连续性，没有出现演化中断。尽管东亚本土与外界人群的基因交流时有发生，但并未出现大规模外来人群对本土人群的替代现象。本土人群的代代相传构成了这一地区人类演化的主导模式。

若以一种大考古观来诠释高庙文化：人类的祖先猿猴，根据哲理逻辑推导，应该最初是生活在高山深林，比如远古雪峰山森林之中——距今约7800年前的高庙遗址位于雪峰山下，以采食各种自然野物为生。当时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除了大自然灾害外，最主要是一些森林猛兽，如虎豹狼群，因此为了躲避这些猛兽和因为水是人类生活生存的最重要物质，而逐渐走出丛林向河流湖泊逐水而居，并开始进行作物种植以及动物养殖，然后又自然地会沿着河流向下游丘陵、平原和湖泊、海洋迁徙发展，离山地森林越来越远。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远古时期适宜人类居住的山地森林，不适宜后来人类的居住；现在适合人类居住的丘陵平原草原沿河沿湖沿海不适宜以前居住。

因此，诸如黄河下游华北平原的一些地区不会是中华民族祖先的最初发源地。雪峰山沅水上游的远古高庙遗址的高庙文化延续存在过至少一两千年（距今约7800年-6600年），后来由于各种因素才离开向外迁徙。现今庙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含有新石器时代三大文明成就标志农业、制陶和石器的磨制。据已有考古成果发现证明，人类曾经在此渔猎种植，物质上制造了各种石器（如石斧）和白陶器，建筑了木屋，精神上产生了祭祀行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说，高庙文化图像是目前所见史前时代图像种类最多样、构成最复杂、内涵最丰富、艺术水平最高的图像。湖南博物院副研究员方昭远介绍，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最早的距今约7800年，是中国甚至世界目前已知发现最早的白陶。多年来致力于高庙文化研究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贺刚说，高庙的先民初创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发明了太阳历，修建了大型祭坛。以白陶为指征的文化因素从沅水山地起源，向外传播、扩散，影响到淮河以南的大半个中国。高庙遗址出土陶器上的以獠牙兽面、凤鸟、八角星和太阳为主要母题的戳刻纹饰图案，是我国史前人类的艺术经典和思想宝库，也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艺术高峰。高庙遗址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元素的构成具有重要价值。

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洪江市委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传承发扬袁隆平“一粒好种子精神”，义不容辞地扛起杂交水稻发源地大旗，着力打造安江农耕文化旅游胜地名片。袁隆平精神与高庙文化，二者相辅相成。我们要在提升杂交水稻发源地影响力、展示袁隆平“一粒好种子精神”上久久为功，建设好安江农耕文化各项景观，加大对杂交水稻史料和高庙遗址文物的研究与阐释，传承弘扬袁隆平爱科学的科学家精神、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力求吸引全国甚至全球的青少年（大中小学生）来这里参观学习受教育，从小培养一种爱科学爱祖国爱人民的远大理想和抱负。

图10 安江农耕文化旅游区路线

当初袁隆平最开始进行杂交水稻研究试验时没有任何经费，因此缺钱购买栽培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材料的盆钵，只好请人脉广的学校总务处陈周忠主任帮忙联系，利用星期天休息带着两个学生用板车去安江农校对河的一个陶瓷厂拉废品陶钵来用。陶瓷厂在安江镇河西渡头坡，离农校有七八里地。师生三人拉着板车乘船过渡，在通往陶瓷厂的黄土沙石公路上一路有说有笑。陶瓷厂的瓷窑是顺山而建的，检验员指着乱七八糟堆放在窑口一些废次品陶钵，叫他们自己挑选。那天正好遇上工人师傅们在装窑，忙着将制作好放置在通风干燥地方完全干透的陶钵坯体放入由耐火材料制成的匣钵中，再将装有坯体的匣钵装入窑中进行烧制。那些制好的一排排陶钵坯体摆放在一个敞棚里，必须在一定的湿度和温度条件下自然阴干不可日晒，这好像是一种很古老的场景，他们觉得很新鲜，但当时不曾想到在七千多年前的远古新石器时代，这附近后来才被发现的高庙遗址上，就有一群先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聚集而居生活时，便已经发明了白陶的制作技术。经过七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用这一原始生产技术制造的水缸、酒缸、米缸、花钵、陶钵、陶罐等容器，至今还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使用。

陶器是人类新石器时代新质生产力的三大重要标志之一，曾给当时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带来巨大影响。人类究竟是怎样发明陶器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注引中指出：“古奎是九世纪最早提出陶器发明的第一个人，即人们将黏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黏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总之，陶器是用泥巴（黏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晶。我们的祖先对黏土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们是处处离不开黏土，他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黏土有黏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历史也是非常久远的，中国大约在205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烧制成形的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又联想起袁隆平小时候的一个场景：孩子们放学后，袁隆平的母亲就会让他们在桌子前坐成一小排，给他们另外再加一堂课。“人是从泥土里来的。女娲把黄土和成泥，然后捏成一个个男人和女人，捏完后，她朝着那泥人吹出一口法气，于是，那一个个黄土泥人便有了鲜活的生命。从那时起，人类便繁衍生息，传宗接代……”“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归根到底，我们人类都是从黄土地来的。我们吃的粮食是黄土地里长出来的，我们穿的衣服是用从黄土地上收获的棉花织成的布做的，我们住的房子是用黄土烧成的砖盖起来的……总之，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土地。所以说，土地是生命之源。”饭后庭院里，当袁隆平问母亲人类从哪里来时，母亲如此回答。这似乎是在呼应人类远古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永恒连续。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遥想远古时代，高庙文化影响了中国大半个南方地区，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如今，依托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品牌，用这一水稻生产新质生产力打造的世界稻都安江正在一步步找回曾经属于自己的荣光。

作者简介：

何文魁，男，湖南嘉禾人，洪江市司法局党组书记。

何路社（1955-），男，湖南邵东人，知名政治学者，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